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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到东京大概是有1900~2000多km。温州到日本的京东直线距离应该是两千公里左右吧。
好像从温州坐飞机没有直达的，需要到上海去转接。可能从温州出发到上海再到日本的话，要4~5个小时。如果有直飞的话，两千公里估计两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
温州话属于吴语。而日语里面的有些汉字读音就有吴音,所以有些听上去像,毕竟日语里的汉字也是隋唐时期传过去的。 温州话，是吴语的一种次方言，亦被民间称瓯语，为中国温州市一带汉族本地居民所使用，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吴语-瓯江片-温州话，在发音、用词和语法等方面都与普通话有极大差别，与北部吴话无法沟通，属于南吴。
鉴真六次东渡：
第一次
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
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
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7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第三次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第四次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
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鉴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阴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入大云寺安顿。
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在始安开元寺鉴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该地龙兴寺。
在广州，鉴真动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
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接下来鉴真又经过了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结束
第六次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在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东渡苑内），转搭遣唐使大船。
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鉴真，唐代赴日传法名僧，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十四岁(一说十六岁)于扬州大明寺出家。曾巡游长安﹑洛阳。回扬州后,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造塔塑像,宣讲律藏。四十余年间,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
在日本山茶也称作“椿”，早在公元7世纪初（唐代）东瀛日本国“遣唐使”来中国留学，返回时将浙江山茶从温州港带回日本栽培，这同日本最早记载山茶的《万叶集》（700—750）的年代是吻合的。
在韩国，山茶也被叫做“冬柏花”，韩国海云台区的冬柏岛，就是以山茶花命名的。十七世纪山茶被引入欧洲，从此欧洲人对山茶的喜爱一发不可收，获得“世界名花”的美誉。
1878年瓯海关报告中，由瓯海关帮办代理税务司、英国人马吉撰写的一篇杂记。从中可以看出一百多年前，温州古城历史悠久、景色如画，水网密布犹如中国的威尼斯。
英国瓯海关税务司笔下，既能看出他们对这座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的古城之喜爱，也将当时英国侵略者对温州的觊觎和贪婪显露无疑。
清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增开温州、芜湖、宜昌、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温州因此发生历史性转折，真正步入近代社会。
温州是近代中国较早开埠的城市。所谓开埠城市，是指对外开放，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成为通商口岸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特指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与其通商进行免税贸易、允许其设立领事区并享有领事裁判权或获得铁路修筑权的城市。
那么，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为何选定温州开埠
温州港是一个千年良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困东瓯时，汉廷就曾派兵从会稽走海路“浮海救东瓯”。
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横屿船屯”设在温州。到南朝齐梁永嘉太守丘迟笔下，温州已经是“控带山海，利兼水陆”的“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
唐代，温州通达国内港口城市，还有航线与日本、新罗相连。中日之间僧人、客商往来，常通过温州作为中转。文献记载，唐会昌二年（842），商船主李处人在日本值嘉岛（今日本五岛列岛）花三个月时间用楠木建造一艘大船，借助季风经六天就抵达温州。日本名僧圆珍曾搭乘商船经过温州，前往天台山等地，他在温州期间获取的三张路证公牒，成为唐代温州与日本往来交流的重要物证。著名诗人孟浩然也经过海路来温，留下“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的名句。
南宋建炎四年（1130）面对金兵南下，宋高宗赵构从宁波乘船，沿海路来到温州；女词人李清照也“从御舟海道之温”。
南宋绍兴元年（1131）或稍前，温州设置市舶务，管理海外交通贸易，是当时全国设立市舶务的十个港口城市之一。温州城内还设有容成驿、来远驿、待贤驿等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外商、外宾事务。
元代温州设立市舶司，是全国七家之一，“番人荟萃”。港口设施日趋完善，城区北门沿江一带筑成绵延数千尺的大石堤，并分别建有供官船和中国商船靠泊的码头。元贞二年（1296），温州人周达观自温州港出发坐海船到达真腊国都吴哥，居住将近一年后回国，写成《真腊风土记》一书。
明代虽然实施“海禁”政策，温州对内贸易仍很活跃，温州城南至闽、广，东至日本，北至淮扬，“无适不达”。当时温州还是暹罗（泰国）出使中国的必经之地，福州至琉球国那霸航线，也必经温州近海。
清初朝廷实施“海禁”，“片板不准入海”，又下“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温州海外贸易完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宁波设置浙江海关，下辖温州、瑞安、平阳（鳌江）等海关分口，温州港口贸易才逐渐复苏。
其实，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就已觊觎温州。
最迟在1843年，英国就已派军舰测量温州港口南北水道，绘制海图，掌握进港航道情况。瓯海关报告中记载，“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海军部最后一次勘测以来，进入温州港的水道似乎有所变动……”
另外，在温州开埠之前，不少其他国家的商船也曾到过温州港。瓯海关报告中记载：从咸丰九年(1859) 到同治元年(1862)， 有许多外国商船和宁波、福州商人勾结，驶进状元场一带，走私白糖等物，运出明矾、茶叶等商品。1859年，同时锚泊状元桥江面的外国商船多达17艘。次年，英国炮舰查获4艘在温州走私的德意志、丹麦等国商船，并将其押送到福州扣押数月后才予以释放。一些海员或船上的其他人员，还曾登陆上岸游览，在寺院和公共建筑上涂写西文题词和布告。
一名在1860－1878年间９次来温州的外国商船船长称，“温州是沿海一带进货的最佳口岸之一，明矾、竹、木炭、纸、木杆和大米随时可供”；有一次，他“在３日里日夜装卸货物”。
英国的中国学开创者之一德庇时，曾在1844－1848年间出任英国驻华公使。他在《战时和缔和后的中国》一书中透露了选定温州开埠的幕后消息。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但是从1844－1847年间５个通商口岸的贸易数据看，宁波和福州两地进出口贸易的情况都不佳，德庇时不得不承认“福州港口的彻底失败和宁波港口近乎彻底失败”。于是他主张“裁减宁波领事馆”，并反对“花很多的钱在福州府建立领事馆”。他想通过谈判，“从中国政府获得使用沿海的一个或者其他两个港口替换福州和宁波港口”。
温州大致位于宁波和福州的中点处，同时位于上海及厦门两个相对“成功”口岸的中点处。加上温州港口便于商船“驶近贸易现场”的优点，不像福州港口那样“只能停泊在8英里以外”。因此德庇时认为要以温州来取代福州，并且是现实可行的。若能开埠，就能实现英国人在苏、浙、闽、粤四省都至少有一个“良港”的规划。
于是，温州便成为英国政府觊觎的一个重要目标。从此以后，温州开埠正式列入英国外交议程。
在《烟台条约》签订之前，英、美、普鲁士等国都曾向清政府提出开放温州为通商口岸。
1854年，英驻华公使包令、美驻华公使麦克连为了扩大两国的既得权益，共同提出修订旧订条约。他们狂妄地提出开放中国全境，至少要开放温州等港，以及自由航行长江等要求。但因这次“修约”缺乏合法根据未能得逞。
1861年，普鲁士驻华大使艾林波要求订约，并提出开放温州、基隆作为对外通商口岸。清政府认为和英、法等国所订条约中并无此项规定，未予同意。
同治七年(1868)， 《中英天津条约》10年期满，按规定应行修约。英驻华公使阿利国在美驻华公使劳文罗斯配合下，提出修约内容——包括沿海增开温州、长江增开芜湖等10处商埠等要求。经过交涉和谈判，到次年10月，签订了《中英新修条约》十六条及《善后章程》十款。开放温州列为主要内容，并且作为和琼州交换的对等条件（琼州在《天津条约》中辟为商埠，贸易表现不佳)。尽管清政府已经同意，但英国当局因修约所得权益未能满足本国商人的贪求，以致受到指责(如增开商埠太少，不同意放弃琼州等)，1870年7月宣布不予批准。
至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才议定温州为通商口岸。1877年4月，英国领事馆在温州建立，温州海关(半年以后改称瓯海关)也同时开设。
从此，温州港的大门被英国殖民者打开，继宁波以后，成为列强侵略浙江的重要基地，温州成为半殖民地化的港口城市。
1877年4月10日，英国怡和洋行的康克斯特客货轮从上海运输棉布等洋货驶入温州港，首次开启了温一沪航线，这也是温州开埠后第一艘进行检验后进港的外国商轮。以后，温州口岸又陆续开辟了自温州通向宁波、福州、厦门、汕头、香港等沿海港口，南通、镇江等长江沿岸港口，以及日本、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线。随着对外贸易航线的增加，温州口岸进出口贸易量迅速增加，同时，各国洋货源源不断地涌进温州。外国洋行(或代理行)遍设温州大街小巷。到了1900年，在温开设的英、美、德、日洋行已多达22家，形成了“瓯为海国，市半洋商”的局面。